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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后世的经验，人口增长率的放慢往往是和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还有整个社会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关。而城市化，往往又意味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和更容易接受教育……说穿了，也是个让人民不得休息，终日劳碌的损招。不过朱皇帝却打算采用这个办法来缓解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以确保大明皇朝在自己闭眼以后可以长治久安。

    而城市化的基础，在朱济世看来，恰恰是一个繁荣富庶和高效的农业。只有30%左右（眼下用3%的农民供养97%的市民是不可能的）农民能够承担起供养70%城市人口的重任，大明的城市化率才有可能达到同英法德相当的地步。

    朱济世微微一笑：“罗相，朕的想法是让2万万之农人耕种30万万亩之土地。平均该有15亩地，以5口之家计算，一户农家应该有75亩到100亩土地。因而朕打算扶植的家庭农场，目前的规模就在100亩左右。”

    像波兰那样户均200亩的家庭农场朱皇帝是不想的。大明这里能做到100亩就不容易了。至于进一步集中土地，形成更大的规模效应那是将来的事情。

    “皇上，汉地也要扶植百亩之农庄吗？”左宗棠微微摇头，道，“汉地人多地少，可耕之地不过12万万亩上下。如果都是百亩农庄，最多就是1200万个农庄，以每户5人计算，不过6000万农人。即使算上以桑植、手工、商贩、畜牧养殖和捕捞为业者，汉地乡村之民最多也就是1亿之数。余下的3亿多人该去何处？又该以何为业？”

    “自然是进城，以工商为业了！”朱济世心中早有谋划，“中原汉地18省之人口，应该尽可能控制在4亿左右，其中农人1亿，工商之民3亿。因而在未来20年，我大明应该扶植百亩农庄，应该扩建城市商埠，应该持续不断鼓励民众迁往边疆以及美洲新大陆之加州王国、新日本王国！”(未完待续。。)

    一直以来，朱济世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种地应该是一门专业，一门很有“钱途”的专业，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农民群体全身心地投入，而不是农民工的副业或者是农村老人们的晚年生活。、ybdu、这其实和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见闻有关，他虽然是广东北部山区的城市居民，但是居住的地方离乡村并不遥远，亲族当中也有许多农人。当然知道粤北山区的土地抛荒，农村青壮年大量离开的情况。而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又见识到了欧洲农村的富庶，农业一片繁荣的场面。再加上身为海归派的朱皇帝总有那么一丁点崇洋媚外，所以就错误的将欧洲的家庭农场加农业合作化当成了最理想的农业制度。

    不过朱济世也知道，要实现这种理想的农业制度，必须要有足够多的耕地，同时城市吸收农村富余人口的能力也要足够的强。否则大量离开土地的农人涌入城市，衣食无靠，可就是最佳的造反派了！

    而且，家庭农场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只存在雇佣劳动，不存在封建人身依附。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大量存在于农村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其实就是类似的存在。而统治乡村的士绅地主则是家庭农场大发展的障碍，士绅作为乡村的实际统治者，压迫的不仅是贫下中农，也包括比较富裕但是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殷实之家。

    另外，家庭农场仅仅是一个生产组织而非战斗集体。将没有多少野性的汉地农人以家庭为单位迁移去东北、西伯利亚、西华这样的华夷斗争极为激烈的地区可就太过危险了。

    因而执政近20年的朱济世。从来都没有大张旗鼓推行过家庭农场。不过到了现在这个时候，随着大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殖民地和新领地的大量开拓以及形势渐渐安稳。还有农村士绅统治在科举改革和政党政治的双重冲击下渐渐趋于瓦解。大明已经到了推行家庭农场加合作化这个“理想的农村体制”的时候了。

    今天，朱皇帝将左宗棠、罗泽南、郑洪和刘鹏等四人招来温泉宫，就是想和他们商量这件事情来着。

    “一国之发展进步，由如平地起高楼，而盖房建楼之关键在于基础。基础不实，纵然楼高千丈，也早晚会在瞬息之间轰然而塌。而我大明当建万世之基业。这基础需得扎实无比。我中华之基础，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

    朱济世还在侃侃而道。说得都是正确无比的大道理，只是在左宗棠等人听来都有点儿好笑——皇上您一直都是工商为国本的，今儿怎么想起要以农为本了？不过心里面怎么想，面子上却都是一副认真聆听教诲的恭谨表情。身为大臣。还可以安居相位二十载。左宗棠还知道对什么人可以耍骡子脾气，对什么人不能耍大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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